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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字是最猛的炮火,最柔的安慰

2020-07-12

文字是最猛的炮火,最柔的安慰

「故事」的书评专区,关于阅读,与阅读的人。如果阅读是生活的态度,那书评绝对是优雅的试炼。

试想看看,如果你是即将要上战场的二战美国士兵,你会带上那些随身物品?基本的武器装备、弹药、粮食等当然不在话下,除此之外,你可能还会需要什幺?像是一两本可帮助你消磨时间、抒发感情,暂时从压力解脱的书本。

书是人类社会中,最古老、主题最多元的文化产物之一。随着印刷技术进步、识字率提高等因素,书的流通範围越来越广,阅读人口也日渐增加。在近现代社会,阅读书本已经成了广为世人接受的休闲及学习管道。1930年代开始,全球陷入另外一场世界大战,原本想置身事外的美国在各种压力下不得不投入战争。美国政府不久发现,军人要的不只是充足武装,还要有各式读物。随着战局扩张,美国军队分布在欧洲、太平洋与非洲各地,因为军人的需求,短短四年内至少有一亿本以上的书在美国本土收集或印刷,再发送到世界各地。

无论就数量与散布规模而言,这是人类历史上少见的书本流动潮。茉莉‧戈波提尔‧曼宁(Molly Guptill Manning)所着的《书本也参战:看一亿四千万本平装书如何战胜炮火,引起世界第一波平民阅读风潮》(When Books Went to War: The Stories that Helped Us Win World War II,以下简称《书本也参战》)讲述的便是这段鲜少人会注意到,却又具有重要意涵的珍贵故事。

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重新定义战争的内涵,在此之后的战争,相当程度上都是「总体战」(Total War)的延伸与变形。这意味者,任何非武装平民百姓无论自愿与否,即便身处大后方,都以更直接的方式参与战争。他们同样要躲避砲火攻击,更需要为战局尽一份心力,配合国家的物资控管,或是投身于兵工厂。对统治者而言,如果想要顺利动员战争时期的国家,要管控的不只是资源与劳力,就连人民的士气及意志也必须牢牢掌握,纳粹德国的首领希特勒便相当善于此道。

Photo from Flickr CC by Boston Public Library

《书本也参战》的故事开始于1933年的3月10日,在纳粹鼓吹下,以大学生为主的德国民众聚集柏林街头,焚烧悖逆纳粹理念的书本,例如犹太作家或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作品。不久后,在全德国各地,诸如此类的事件接连上演。透过这些焚书行动,以及随后公布的禁书名单,纳粹德国明示了该国政策之一,便是销毁一切与之相左的言论。美国新闻媒体随即注意到,纳粹德国几乎是不惜一切代价压迫思想自由,并策画极为偏激的思想战,纷纷撰文强调其带来的威胁性。

美国政府直到1940年才正视纳粹德国带来的威胁,但一开始显然未準备就绪。上千万名役男在当时被徵招入伍,却发现所有设备不是老旧不堪,就是样样不足(泰半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来的武器)。高度紧绷的军事训练加上恶劣环境,让士兵的士气低落,使训练过程事倍功半。于是有人注意到,有必要为这些士兵提供书籍读物,这样他们才能排解空闲时间、暂时脱离现实,寻得心灵放鬆或情绪解脱。问题是,军中图书馆的藏书量根本无法支应上千万士兵的需求。随着士兵逐渐派往前线,这些情况将更加严重。

图片来源:comicbookresources

从1941年起,「美国图书馆协会」发起募书运动,希望民众捐献藏书以解决眼下极为困窘的书荒。而另一方面,这些书籍也在这场战争中,具备非凡的象徵意义。参与这场运动的着名作家克里斯多福‧莫利(Christopher Morley)就在当时发表〈古腾堡演说〉,以优美的文字,烘托出这场战争、书籍及思想自由的密切关係。莫利说:

五百年前,一名德国工人有了一个新发想,他怀着崇敬之情,致力于人类文字的传承,令人类的思想得以自由交流繁衍,并且得到收藏。现在,我们捲入了一场世界内战,考验着心智、文字的自由,抑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自由可永垂不朽。

纳粹以禁书、焚书等手段压迫言论自由时,募书运动所获得的,不仅是士兵的娱乐工具,更是对抗纳粹的武器。

换言之,书本的存在于二战期间更几乎变成思想、言论自由的同义词。

本书提到一个案例,更突显出书籍与自由的关联。随着战争进行,书本来源也从民间团体募集,转而由政府单位提供。1944年,美国参议员罗彼特‧塔夫特(Robert A. Taft)提出一条法案,要求政府提供的书本都不应该涉及政治议题,以免影响总统选举公平性。但是模糊不清的条文内容,反而让印书工作处在相当尴尬的状态,为避免违法,军方宁可先将部份书本列入禁印清单。民间对这条法案的反对声浪越来越大,直指其违背了美国立国精神,就像当时的评论提到:「如果陆军能读些什幺得由副长官来决定的话,那我们乾脆加入纳粹算了,还打什幺打。」最后迫于民间压力,参议院不得不修改法条内容,大幅鬆绑限制。

讨论二战的书籍相当常见,即便如此,《书本也参战》仍是相当特别的作品。纳粹对言论与思想自由的限制、美国的参战理念,以及书本的发展史等,以「士兵对阅读的需求」此一少见切入点融合在一起,并引述士兵们的亲笔书信,生动呈现这段故事。不过同样吸引人的是,本书也为自由主义在二战时期的发展,留下深入浅出的描述。

英国着名哲学家弥尔(John Mill)在1859年,出版了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经典之作《论自由》(On Liberty)。弥尔认为,民主之下的多数决机制,不应该用来消灭社会中的多元性及异议份子。只要不威胁到社会与他人自由,每个人的思考与言论自由都应该被保障。如果社会接纳多元,便能使良好有益的意见为人所知,即便是谬误也能让众人拥有省思的机会,避免走上单一思考性的社会。

然而,对这项自由的尊重仍需要花费许多时间才能一步步建立起来,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一次重大考验。《书本也参战》没有过多学术、抽象的论述,以书本为主题,热情又动人地展现出众人为了维护自由,所付出的种种努力。因为书本,多元性社会才能继续为现代人所珍视。

图片来源:Wiki

同盟国最后战胜了纳粹极右派,但对书籍的限制,或是更精确来说,对自由的压迫从未真正结束。在台湾,仅仅一、两个世代以前的人,便难以享有随兴表达意见的自由,被迫生活在一个强大意识形态之下。《书本也参战》的后记提到:

今天,柏林的倍倍尔广场上建有一纪念物,用来纪念发生在1933年的焚书行动。……可惜我们没有见到美国也出现类似的纪念物,纪念曾被收集和特别印製出来参与这场思想战争,并抗议焚书的无数书籍。或许此刻你手边的这本书就可以作为纪念物吧。

这段话让人不禁联想,在台湾,每份出版品的诞生,都见证了众人历经抗争后,好不容易得来的自由。虽鲜为人所注意,我们生活周遭的每份出版品,不都是最具代表性的纪念物?

现在,我们当然不用像《书本也参战》的主人翁一样,必须经由战争去守护自由,难以亲身体验当时战间期经历的焦虑。不过如果能藉由本书发现在历史上,阅读的自由曾大受迫害,势必会更珍惜现况,并对书本的价值与意义有更深层的感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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